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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下）

三、供给方面改善的突出表现

在以上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中国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些所有制结构得到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良好企业制度和经营环境使蕴涵在中国大众中的企业家才能和创业积极性得以迸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量。这种地区如浙江、苏南、珠江三角洲的GDP增长连年超过两位数、社会投资迅速回升、对外贸易空前活跃、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而且就业情况良好，社会稳定，成为全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龙头。

最突出的是浙江省，浙江是一个民营企业发展得比较早的地方。它的民营企业首先是从最南部的温州和台州这两个专区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土地贫瘠，资源条件很差，解放后由于是国防前线，几乎没有国家投资，国有企业非常少。这个劣势在现在看来，倒成了它的优势，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当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经济以后，它没有什么国有企业可以依靠，就只好横下一条心帮助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是没有强大的压力集团企图阻止民营企业的发展。温州和台州经济欣欣向荣。北边的宁波、杭州、嘉兴、湖州地区也向它们学习，于是温台的做法在全省范围内得到推广。到2O01年，浙江的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只有6％左右，零售商业中民营的比重更高。全省经济也出现了高速增长。

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属于中等发达地区，改革以来发展得非常快。现在它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两密封圈大城市，占全国大陆30个省市的第三位。浙江的出口在1999年国家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以后发展很快。虽然出口总规模在2001年只排全国第四，低于广东、江苏和上海。可是它的效益好，外贸顺差约占全国外贸顺差的60％。

其次是江苏。江苏的经济发展则经历了一些曲折。“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但90年代后期表现一直不好。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发展大了以后变得越来越像国有企业，包括各种外部表现和内部管理都像国有企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过去每一次出现经济衰退，江苏总是首先走出逆境，带动全国经济的复苏。例如 1988年、1989年的那次经济衰退，最先反弹的就是“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但是这次不行，1998年、1999年的表现比全国的平均还要差。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南地区曾经大力“放小”。但是很快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掌权的人用很低的价格把企业卖给自己人，叫做“半买半送”或“明卖暗送”。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改制成股份合作制的时候，不但不对劳保欠账给予补偿，还强迫社员交钱入股。这样，就引起社员很大的反应。针我们在2016年第4季度做了更换上海展馆的决定对这种偏差，国家经贸委发出一个通知要刹住这股风，有些地方误解了中央的精神，停止了放小。苏南地区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掀起了向温州、台州的学习热，到2000年乡镇企业基本上都改制了，成为真正的企业。从那以后，苏南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GDP增长、工业生产和投资非常活跃，表现出方兴未艾的活力。特别是它的对外经济，情况非常好。

原来苏南外向型经济就比浙江要强。近些年中国和新加坡合资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区引进了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全套“软件”（即规章制度）。苏南的各个开发区学习、移植了这一套规章制度，使全区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吸引了大批境外投资者。2001年江苏的出口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接近或超过了我国的第一大都会上海。虽然这是借了上海的辐射作用才得以实现的，但无论如何也是很了不起的。以前台商的最大投资在广东的东莞，他们当时在改善投资环境上是全国的标兵，但2001年他们感觉到了自己和长江三角洲的差距，便派人到江苏考察，学习怎样使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另外就是广东。广东是一个老的改革实验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格局早就形成了，不过最近几年它的对内对外经济表现较之浙江、江苏的迅猛发展却有所逊色。甚至出现过外资企业北移到长江三角洲的现象。现在广东有些地区已经在改善投资环境、推进国有企业等方面急起直追。2002年一季度广东省的GDP增长、出口总额增长等各项指标都出现了重振雄风的好苗头。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增长速度，还解决了近年来困扰我们的许多难题：

第一，发挥了“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形成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拉动供给的作用，其实供给也创造需求。一个企业效益好，它有更多的资金来扩大生产，用来买机器设备和雇人。这就增加了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企业的需求。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互相创造需求，需求总量就会增加。这是一种由供给引发的乘数效应。从浙江等地区的情况看，经济的确是这样发展的。

第二，有助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比如浙江全省目前国有企业中企业下岗职工需要分流的，根据2002年6月底的统计只有60O0多人，而且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挑拣工作太厉害而没有就业的。

第三，有助于解决农业停滞、农村偏苦和农民贫困的“三农问题”。我认为，“三农问题”的根现在本原因在于我国农业人口太多而资源太少，首先是人均占有土地太少，使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益无法得到提高。因此，根本的出对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等具有较高风险的食品相干产品路在于要把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现代的非农产业去。目前对需要转移的人数的最低估计是1．5亿人。中小企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不但能为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提供工作机会，还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这就使得“三农问题”大大缓解，甚至使农村也实现了小康。从2001年开始，浙江省已经开始实施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全民最低乌龟养殖生活保障措施。

第四，民营中小企业的大量发展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全国收入差距扩大得很快。统计局宣布2001年的基尼系数是0．39，离公认的O．4的警戒线还稍微差一点，而根据各种独立机构的调查，早在90年代中期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超过了这个警戒线。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农民锁包和下岗职工这样的穷人。另一方面是那些能够利用手中公共权力大发横财的暴发户。所以，越是那些市场制度还没有全面建立、行政干预普遍存在的凭借权力弄钱的寻租机会就越多。我去过一个2000年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列在全国末名的省份，发现在那里一方面你可以感觉到下岗职工、农民贫困生活，而另一方面你到高档商场去看一看，卖得那么火。一个高档商场的老板跟我说，外国一些高档品的公司原来都不肯到这么穷的地方来开专卖店，可是试了试以后发现那些特贵的商品卖得非常好，原因就是形成了一个靠权力暴富的阶层。相反，中小企业大量发展的地方，因为普遍进入小康，他们的收入差距反而较小。比如浙江是全国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一个省，他们的收入差距却大大低于0．4。

第五，民营企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城市化。城市化是一个正确的方针，它不但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要求，而且能拉动需求，但是城市化需要有一定的物质生产基础，如果没有民营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作为物质生产基础，就算政府花了很多钱把城镇建起来了，也是一座座空城不可能维持长久。

现在地方的民营企业正在向纵护角深发展，像浙江、苏南地区都有这样的苗头，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进军高新技术。20世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明确创新的主要来源在于小型企业。这种情况正在我国的一些地区重现。2．投资西部开发。西部大开发有两种路子：一种路子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唱主角，订规划、分钱分物分人搞项目。另外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办法，政府只管市场管不了的事，例如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别的都由企业自主决策去办。现在西部有些地区这样办了，引进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开发，起了很好的作用。3．投资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企业家在城市里面积累起来资本和技术以后，反过来到农村转租土地，用自己的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利用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建立大农场。4．民营企业现在已经走向世界市场的大舞台定位不准确。有些中小企业是摸爬滚打，在异国他乡艰苦经营起来的。只要他们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自己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各种运作规则的学习，走到世界市场上在完全有可能。

四、扩大亮点，迎接挑战

我想着重指出，当今的中国经济不但有许多耀眼的亮点，还有许多暗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继续深入改革，第一就是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大量下岗职工还要继续分流；第二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十分脆弱，特别是银行体系中巨额不良资产的积累，蕴藏着极大风险；第三是许多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第四是“三农问题”亟待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严重问题，因为有九亿人在农村，如果农村不能够繁荣，大量存在失业这种情况，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第五是社会失序，腐败现象严重，法治还没有建立。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发挥前面讲到的内生积极因素的作用还有很大的空间。十五大方针落实得比较好、企业活力发挥得比较好的地区的产出充其量只占全国经济活动总量的1／4。只要中国政府能够坚持和完善1998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扩大我国经济中的“亮点”，使我国8％～10％的潜在增长率得到充分实现也是完全可能的。在稳定、